開欄的話

  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隱蔽戰線的鬥爭即拉開瞭序幕!一批共產黨人隱姓埋名,深入敵人內部,與敵展開瞭既驚心動魄又寂靜無聲的鬥爭,為革命勝利作出瞭不可磨滅的貢獻,有的獻出瞭寶貴的生命。他們的事跡永遠值得後人銘記。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之際,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學習時報推出《隱蔽戰線英雄譜》專題策劃,陸續介紹隱蔽戰線的英雄和他們的事跡。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陳賡受命參加中央特科並擔任情報科長。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國統區,在諜海密戰波詭雲譎的上海灘,陳賡懷著對黨的赤膽忠心,深入龍潭虎穴,歷經生死劫難,在隱蔽戰線屢建奇功,忠實履行瞭保衛黨組織特別是中央機關安全的神聖使命,彰顯瞭一名共產黨人忠誠無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這段隱蔽鬥爭的傳奇經歷,為陳賡大將波瀾壯闊、輝煌精彩的非凡人生增添瞭濃墨重彩的一筆。

  人脈關系深廣的“王庸先生”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上海。目睹瞭敵人的猖狂屠殺,以及叛徒內奸對黨的事業造成重大危害的周恩來,深感必須建立嚴密高效的情報保衛工作,才能保障黨中央在上海的生存安全。為此,他建議黨中央建立專業情報保衛機構,中央特科由此誕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主要任務是:保證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電臺。中央特科陸續設立總務、情報、行動、交通四科。其中,情報科負責收集情報、掌握敵情,重點是獲取報警性情報,料敵於先,防患未然。這對於保證黨中央的安全至關重要。1928年4月,周恩來反復思考衡量後,找到正在上海治療腿傷的陳賡,委以重任。於是,尚未痊愈的陳賡化名“王庸”,擔任瞭中央特科首任情報科長,並成為隱蔽戰線的奠基者和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

  陳賡當時年僅25歲,是黨內屈指可數的情報保衛人才。1925年,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犧牲。剛從黃埔軍校畢業的陳賡協助周恩來排查現場、搜捕兇手,為案件偵破提供瞭翔實材料。1926年9月,黨中央派遣陳賡到蘇聯專門學習政治保衛工作。陳賡成績優異,練就瞭一手好槍法。南昌起義時,陳賡在總指揮部負責政治保衛。他的忠誠可靠、機智勇敢,給周恩來留下深刻印象。保衛黨中央,組建中央特科,少不瞭陳賡這樣受過專業培訓、具有實踐經驗的人才擔當大任。周恩來把極為重要而特殊的情報戰線工作托付給陳賡,可謂知人善任。

  陳賡臨危受命,隱蔽身份,在華洋雜處、五方輻輳的上海灘,遊刃有餘地穿梭於各種勢力之間。他憑借著超群智慧和靈活機變,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並設法與他們混熟。很快,豪爽風趣、世情練達的“王庸先生”名聲鵲起,各方人士都親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這給他的情報工作帶來很大便利。在與各色人物言談交往的過程中,陳賡獲取到各種有價值的信息,初步打開瞭局面。

  根據秘密工作的要求,陳賡經常變換住址、喬裝改扮。他根據身份變換形象,穿什麼像什麼,穿工裝像工人,著西服像“小開”,長袍馬褂、禮帽緞鞋在身又酷似商人。同時,陳賡極富表演天賦,精通多種方言,流利的上海話達到瞭以假亂真的地步。敵人對他沒有絲毫懷疑,而且認定他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洋探長蘭普遜一次與“王先生”聚餐,拜托他協助抓捕一直在上海活動的陳賡,“王庸”一口應允。敵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神出鬼沒、威震敵膽的陳賡,就在他們的眼前,還上演瞭一出“讓陳賡抓陳賡”的鬧劇。

  “打進去”與“拉出來”

  陳賡知道,僅靠與各界人士廣泛結交打探消息,並不能徹底掌握敵人動向。黨中央要在上海站穩腳跟,必須建立嚴密的情報網絡系統,獲取敵人的核心機密,做到知己知彼、掌握主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很快,周恩來、陳賡為情報戰線制定瞭“打進去、拉出來”的六字方針。“打進去”,就是打入敵人內部,獲取核心機密;“拉出來”,就是將國民黨特務機關以及租界巡捕房裡能夠利用的人士爭取過來,為我所用。在陳賡的領導下,情報科“打進去”和“拉出來”雙管齊下,使中央特科的情報工作得到很大發展。

  1927年12月31日,黨中央發出《中央通報第二十五號》,規定:“經過黨部決議,得派遣一二個極忠實的同志到國民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工作。”陳賡立刻落實中央指示,選派忠誠勇敢的黨員打進敵人內部,獲取敵人的核心機密。1929年,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中央特科派遣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組成情報小組,打入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他們的組織關系也由地方支部轉到陳賡手上。“龍潭三傑”猶如插入敵人心臟的一把尖刀,在情報戰線演繹瞭驚心動魄的傳奇人生,為保衛黨中央作出瞭特殊重要貢獻。

  1930年冬,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在租界內被捕,住處的一大箱子文件也被查抄。洋探長蘭普遜圍著這批文件發愁。他對中文不熟悉,挑來挑去不知道上面的內容,更不知道哪份重要。中央特科著手營救關向應,也要從這批文件入手,把重要的文件換出來,既能減少黨的損失,又能讓敵人無從判斷文件主人的身份,便於施救。陳賡找內線楊登瀛商量,讓他告訴蘭普遜這一批文件很重要,同時表示願意幫助鑒定。英國人求之不得,就斷然拒絕瞭國民黨引渡案犯的要求。楊登瀛還向蘭普遜介紹陳賡推薦的特科成員劉鼎去“鑒別”文件,並說劉是研究共產主義的政治學專傢。劉鼎在存放文件的房間裡,找機會把黨內的機密文件藏在身上,出來時手裡拿著幾張油印文件,對巡捕房的人說:“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文件,都是學術研究資料,和共產黨沒有什麼關系。”租界當局信以為真,以為關向應不是要犯,對他判刑較輕。後經組織營救,關向應獲釋,重新回到工作崗位。

  為瞭在更大范圍內搜集更多的情報,陳賡拓寬發展情報網的思路,通過各種關系,接近那些具有較高社會聲望、又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上層人士,爭取他們為革命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名列“洪憲六君子”之首的楊度,在袁世凱死後傾向革命,尤其是結識李大釗後,思想發生更大轉變。他一度寓居上海,是幫會大佬杜月笙的座上賓,獲悉瞭不少政情內幕。爭取楊度,對於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適值歷經滄桑、追求進步的楊度也想接近中共。他通過與陳賡有親戚關系的同鄉介紹,認識瞭陳賡。陳賡請示周恩來,認為楊度社交面廣、熟悉中國政治情況,可以與之聯絡。陳賡依靠個人魅力,成為楊度的忘年交。經周恩來親自做工作,楊度不僅為黨提供瞭重要軍政情報,而且幫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起特情關系,發揮瞭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楊度後來被批準為中共秘密黨員。

  在陳賡的周密策劃下,經過半年努力,中央特科在國民黨特務、軍隊、警察以及租界巡捕房建立起瞭龐大的立體情報網。這對於掌握敵人動向、保衛黨中央、懲治叛徒,都起到無法估量的作用。周恩來稱贊陳賡領導的情報工作真正做到瞭“無孔不入”和“恰到好處”。

  霞飛路的槍聲

  1929年11月11日深夜,法租界霞飛路上響起瞭激烈的槍聲。當大批巡捕和偵探趕到時,槍手早已消失在夜色中,現場隻留下多具身中數彈的屍體。第二天,槍戰轟動瞭上海灘,成為各大報紙的頭號新聞。租界當局絞盡腦汁,也未能偵破此案。

  這是中央特科鎮壓叛徒白鑫的鋤奸行動。

  白鑫是黃埔畢業生,參加過南昌起義,1929年調到上海擔任中央軍委秘書。8月24日下午,公共租界巡捕突然闖入新閘路經遠裡12號,將在白鑫傢中“打牌”的幾個人全部押走。

  白鑫傢是中共中央軍委的一處秘密機關。這場“牌局”,是中央軍委的一次秘密會議。圍坐在雀神台灣麻將桌四周開會的人,分別是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以及白鑫。

  陳賡通過內線楊登瀛很快查明,出賣黨的領導幹部的叛徒就是白鑫。他早在一個月前就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秘密自首,企圖在中央軍委開會時,將中央和江蘇省的軍委負責人一網打盡,以此作為向國民黨輸誠的投名狀,並獲取一筆豐厚的獎賞。

  事發當晚,中央發出白鑫叛變的警報。周恩來召開緊急會議,給中央特科佈置兩項任務:一是啟用各種關系,營救被捕同志;二是偵查白鑫的行蹤,堅決鎮壓。中央特科傾盡全力出動,陳賡參與指揮瞭這場驚心動魄的鬥爭。

  8月28日清晨,敵人準備將彭湃、楊殷等人從拘留所押往淞滬警備司令部。周恩來下令由陳賡帶隊,凡是會打槍的特科成員都參加,實施武裝營救。當天,幾十號人化裝成電影公司出外景的攝影隊,在囚車必經的楓林橋附近嚴陣以待。可惜,營救行動在細節上出瞭問題:安排運送武器的人來遲瞭,加上槍內防銹的黃油尚未清除不能使用。陳賡眼睜睜地看著囚車從身邊疾馳而去,氣得直跺腳。

  8月30日,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四人慘遭殺害。周恩來含淚寫下《中國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屠殺工農領袖宣言》,號召以實際行動回應反革命的屠殺。

  彭湃、楊殷等同志的殉難,激起大傢對叛徒的無比痛恨。這時,國民黨方面為保護白鑫,故意施放煙霧彈,在報紙上散佈消息說:白鑫“已由蔣主席負責保出,業於前日帶往南京”。中央特科已經查明,白鑫就在上海。

  經過周密偵查,中央特科確認瞭白鑫的藏身之處位於法租界霞飛路和合坊4弄43號,這裡是他的政治保護人——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兼市警察局偵緝隊督察員范爭波的公館。同時,楊登瀛也傳出白鑫將於11月11日離開上海逃往意大利的行程計劃。

  周恩來決定嚴懲叛徒,決不能讓白鑫溜掉。中央特科在和合坊周圍佈下瞭一張大網,數名“紅隊”隊員裝扮成補鞋匠和小商販,守住弄堂到霞飛路的出口。陳賡租住在緊靠范公館的27號三樓,嚴密監視白鑫的舉動。周恩來親自到和合坊觀察現場,確定瞭在白鑫動身那天將其處決的行動計劃。

  11日晚11時,東躲西藏瞭兩個多月的白鑫,終於在和合坊43號的後門口出現瞭。他在范爭波兄弟以及保鏢的簇擁下,疾步走向送他去碼頭的汽車。陳賡率領“紅隊”隊員一擁而上,數槍齊發。白鑫嚇得魂飛魄散,一邊拔槍抵抗,一邊奪路逃命。陳賡等人緊追不舍,終將罪大惡極的叛徒擊斃在71號門牌前。

  上海灘報界對霞飛路鋤奸行動大肆渲染。《申報》稱此為“暗殺巨案”,外文報紙使用套紅標題《東方唯一的大謀殺案》,把槍戰描繪得有聲有色。上海租界當局和國民黨反動派為之心顫膽寒。

  海市蜃樓般的神秘醫院

  1930年,中共中央決定5月下旬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集中各大蘇區代表、紅軍代表和各革命團體代表,將近50人參加。

  為瞭做到萬無一失,中央特科全體動員,提供情報和政治保衛,確保會議順利召開。特科領導斟酌再三,最終把會址確定在派克路和白克路口附近。那裡地處公共租界的鬧市中心,英國人開設的卡爾登戲院也坐落於此。陳賡派人在卡爾登戲院的後面租瞭一座四層的小紅樓,用情報科成員、以醫生職業為掩護的柯麟(化名柯達文)和賀誠(化名賀雨生)的名義,臨時開辦瞭一傢“達生醫院”。一樓是接待室、門診室和藥房,二樓和三樓是代表住宿的“病房區”,四樓是會議廳。

  陳賡和同志們商議出瞭嚴密的保衛流程。各地代表抵達上海,先由特科成員護送到旅館住下,經審查後,換上適合各種身份的服裝,作為“病人”送進“達生醫院”。開會之前,醫院裡醫生、護士、雜役一應俱全,治病施藥一如平常。開會當天,代表們才能進入四樓會場。為防止出現突發情況,陳賡還設計好瞭迅速轉移的通道。他們把緊鄰小紅樓的另一處朝向其他街道的樓房也包租下來,兩樓樓頂之間預備木梯。一旦敵人包圍會場,代表們可以從紅樓的樓頂爬過木梯轉移到另一處樓房,然後通過與樓房聯結的另一條喧囂大街撤離。

  對手也沒有閑著。會議還在籌備階段,風聲就傳到瞭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熊式輝認定這是一個徹底摧毀中共中央領導核心以及工農紅軍指揮中樞的大好時機。但是,情報並沒有透露具體的時間和地點。於是熊式輝招來瞭手下的所有密探、特務,當場開出50萬元的巨額賞金,命令他們將確切的會期、會址偵察清楚。熊式輝斷定,共產黨召開如此重要的會議,一定會選擇在租界裡。他授命手下的四號政治密查員宋再生與巡捕房一起聯合辦案,深入租界腹地重點查訪。

  5月20—23日,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小紅樓裡秘密召開。會議期間,陳賡裝扮成算命先生在醫院門外的路邊擺攤坐鎮,特科成員則化裝成小商小販、黃包車夫在周圍遊走,擔任警戒保衛,並不時來到陳賡的“攤位”前“算命”,暗中報告周圍情況。

  就在此時,宋再生帶著捕房包探,有門必入、有人必問,搜索區域步步逼近公共租界的鬧市中心。5月23日,會議進行到最後一天。黃昏時分,宋再生和手下距離會議地點隻有一個路口的距離。次日,宋再生帶著大批憲兵和捕房包探沖進小紅樓時,一下傻眼瞭。一夜之間,這裡居然人去樓空,代表們被安全送出瞭上海。新開的醫院又神秘地消失瞭。

  共產黨在國民黨嚴密控制下的上海召開重要會議,近50名參會人員居然來去自如,這讓熊式輝暴跳如雷、大惑不解。多年後,謎團解開,原來熊式輝的密查員宋再生是陳賡派進淞滬警備司令部的情報人員。在陳賡的巧妙安排下,內線外線密切配合,讓敵人破壞中共組織活動的企圖又一次落空。

  撤離上海走向新的戰場

  1931年仲春,在上海的黨中央即將迎來一場突如其來的驚濤駭浪。

  4月25日,負責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顧順章手裡掌握著中央秘密機關的確切地址以及中央領導同志的隱蔽住所等核心機密,還熟悉所有的接頭暗號和電臺密碼。他的叛變將給黨中央造成無法估量的嚴重損失。對此還毫不知情的中共中央危在旦夕。

  幸好,安插在國民黨中統特務機構的情報人員錢壯飛及時截獲瞭這一絕密情報,派人趕赴上海報告李克農轉報黨中央。周日早晨,李克農聽到顧順章叛變的消息,感覺事情緊急,必須立即找陳賡。當天並不是約定的接頭日子,李克農費瞭一番周折才找到陳賡,報告瞭此事。陳賡很快匯報給瞭周恩來。

  周恩來立即組織瞭一場驚心動魄的大轉移。陳賡率領特科成員連續作戰,終於搶在敵人的前面,將所有中央重要機關和人員安全轉移,切斷瞭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系,廢止瞭顧順章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盡量降低其叛變投敵造成的損失。特務頭子陳立夫仰天長嘆,“活捉周恩來,隻差五分鐘”。

  但是,隱蔽戰線的工作還是受到瞭顧順章叛變的嚴重影響。1931年5月,周恩來報請中共中央批準,迅速改組瞭中央特科。

  為瞭保護陳賡,1931年6月,黨中央決定陳賡一傢到天津考察能否開展特科工作。不久,黨中央派陳賡前往鄂豫皖蘇區,到紅四方面軍工作。

  1931年9月,陳賡告別瞭上海灘沒有硝煙的隱蔽戰線,投身到與敵人浴血奮戰、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中,在戎馬倥傯中成長為威震天下的一代名將和著名軍事傢,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新中國國防軍隊建設立下瞭彪炳史冊的卓越功勛。